（二）民国前期的海派篆刻（1912~1927年）　　
　　随着社会动荡与政治鼎革，清末民初又引发了人口大规模迁移的风潮。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人口快速集聚的移民中心城市，聚居着大量前清遗老、世族名流和志士贤人，他们大多来自经济发达、文化水准较高的苏南和浙北等地区，富有优良的文化艺术素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其与诸多雅好传统艺术的商业成功人士一起，形成了新兴的艺术品消费与传播群体，使沪上产生了“乞书画者纷至沓来，市廛之地，俨成风雅之场”的景象，传统的艺术市场也从原先的苏州、杭州与南京等地向沪上转移。活跃、繁荣的商品化大都市环境，更吸引着江、浙、皖诸多印人来沪寻求发展，其中有吴昌硕、徐新周、黄宾虹、王大炘、赵叔孺等名家。
　　吴昌硕早年风尘劳碌，奔波于沪、苏、杭之间，自辛亥年（1911年）秋从姑苏正式移居沪上，时年已六十八，后经王一亭介绍，迁往山西北路吉庆里，直至谢世。吴昌硕篆刻初宗浙派，继法邓石如、吴让之、钱松诸贤，又参秦汉玺印及封泥、瓦甓、古陶、碑碣等，熔铸一炉，博大精深，形成了古茂雄秀、苍茫浑朴的独特风格。吴昌硕也结识了诸多良师益友，如金石、书画家吴云、杨岘、陆恢、俞樾、高邕、任伯年、蒲华、吴隐等，对其在诗、书、画、印诸艺上的锤炼、提升皆产生重大影响。吴昌硕四艺绝学孤诣，真气勃发，经历长期的积累，一寓沪后便适逢其时地“喷射”出来，于海上艺林迅速崛起，名扬宇内。1913年西泠印社成立十周年，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，1915年又继任沪上规模、影响最大的题襟馆书画会会长。吴昌硕于艺术上磅礴万千的气象，独出千古的造诣以及成功的社交效果，使其无可争议地夺得了海派艺坛的盟主地位。
　　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在光绪中晚期已趋成熟，定居沪上后功力愈加炉火纯青,步入了其艺术生涯的巅峰时代。如为王一亭所作“白龙山人王震”（图1）、“能事不受相促迫”、“人生只合驻湖州”、“鲜鲜霜中菊”等；为葛昌楹、葛昌枌作“当湖葛楹书徵”、“葛印昌楹”、“书徵金石寿”、“传朴堂”、“西泠印社中人”等；为己作“吴昌硕大聋”、“缶翁”、“听有音之音者聋”、“缶老”、“无须老人”（图2）等，无不为绝世之精品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民国前期，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兴盛，吴昌硕与东瀛印人也素有交往。1914年由日本友人白石鹿叟发起，在其虹口“六三园”成功举办了首届吴昌硕个人书画展，为彼邦人士剧赏，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。更经王一亭、河井荃庐等大力揄扬推介，使吴昌硕驰誉扶桑，皆以得片石为荣，求者踵接，以至应命不遑，迎来其创作的黄金期。
　　吴昌硕篆刻艺术影响深远，除了其本身具备雄厚的实力，开拓出前无古人的新境界之外，另一极为重要因素是门弟众多，流派传承后继有人，艺术生命得以代代赓续。早期追随的著名弟子有徐新周（图3）、赵古泥、赵云壑、李苦李、费龙丁（图4）和哲嗣吴涵（图5）等，晚期则有金铁芝（图6）、钱瘦铁（图7）、诸乐三、沙孟海、王个簃等，均成绩卓著，蜚声海上印林。另谊在师友之间或私淑摹习者有楼辛壶、石昌彬（图8）、朱义方（复戡）（图9）、朱其石、王慧等也学有所成，为弘扬吴派篆刻，推波助澜。
　　自清代道咸以来，上海作为开放型与包容性的商业化移民大都市，对篆刻艺术风格的欣赏就存在着多元化趋向。因上海本土的篆刻多延续“云间派”之遗规，风貌陈旧不强烈，也缺少领军人物，故客籍印人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与本邦印人平等的社会竞争地位，在沪上篆刻创作发展并没遇到过多的框框约束和阻力，基本能以自己擅长的风格来进行。晚清以来江、浙印人在数量、创作实力与艺术形式思维等较本邑印人均略胜一筹，并成为海派篆刻群体中的主力军。吴昌硕一门中除费龙丁为华亭（松江）人外，也大多为江浙籍。
　　与吴昌硕并称“江南三铁”之一的王大炘为吴县（苏州）人，其二十余岁（光绪中期）即迁居沪上。篆刻取资甚广，远宗秦汉，近承皖浙诸贤法乳，旁涉封泥、瓦当、钟鼎、镜铭、砖瓦等，尤得让之、缶翁神髓（图10），功力精深。王大炘所交皆名公硕彦，深获郑文焯、廉泉、陶湘、张一麐、袁克文、章钰等赏识。另西泠印社创始人中吴隐为山阴（绍兴）人，其于印社创立之初在财力、人力上贡献极巨，并善于经营，在沪上开设西泠印社店肆销售印泥，编辑出版古今印谱、图籍和印学论著等，今存有《遁盦秦汉古铜印谱》、《遁盦集古印存》、《遁盦印学丛书》、《遁盦金石丛书》等数十种，沾溉印林，功莫大焉。吴隐于篆刻造诣亦深，初师秦玺汉印、西泠诸子与赵之谦，后得缶翁钝刀中锋之奥秘，融各家之长，形成朴茂浑穆的印风特色（图11）。
　　民国前期海上辑录印谱之丰富，名家水准之高妙，钤拓制作之精良，令人称羡。古玺印收藏汇录著名有：吴隐的《籑籀簃古鉨选》（1917年）、黄宾虹的《滨虹草堂藏古鉨印》初集（1926年）等。流派印谱录则存：葛昌楹的《传朴堂藏印菁华》(1925年)、丁仁重辑《西泠八家印选》(1925年)等；时人自刻印谱有：王大炘的《冰铁戡印印》（1912年）、吴昌硕的《缶庐印存》（1914年）、杜兆霖的《蜕龛印存》（1916年）、徐新周的《耦花盦印存》（1918年）、朱义方的《静戡印集》（1923年）、沙孟海的《兰沙馆印式》（1925年）等，可谓洋洋大观。
　　民国间与吴昌硕并世的海派印人甚众，而先于其物化者有郑文焯（1918年）、高邕（1921年）、吴隐（1922年）、张定（1923年）、何维朴（1925年）、王大炘（1925年）及门子徐新周（1925年）、吴涵（1927年）等。众徒中李苦李1929年殁于上海西园寺，赵古泥归寓虞山，赵云壑1933年也还居姑苏。民国海上印坛另有赵叔孺、王福庵二位大家，然他们的年龄较吴昌硕分别小30岁与36岁，与缶翁门生赵云壑、费龙丁等属同辈。赵叔孺清末历官福建诸郡，辛亥革命后始移居沪上鬻艺，年近不惑，羽毛未丰。其高足陈巨来、方介堪、张鲁庵、叶潞渊、陶寿伯等均诞生于20世纪初，陈巨来19岁（1923年）从师，在众弟子中已是入门较早的，初出茅庐，篆刻成熟尚待时日。另王福庵于民国早期客武昌，1920年供职北京政府印铸局，并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，至1930年冬才从南京回沪，真正开始他的海上职业篆刻生涯。故从民国创立至1927的十六载，吴昌硕岿立于海派印坛之峰巅，如日中天，无人比肩。1927年11月吴昌硕殂谢，大师殒落也标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（待续）

张炜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