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自清代道光廿三年（公元1843年11月17日）作为通商口岸开埠，从而进入近代化发展的新时期。因商贸经济的蓬勃兴旺，加上战争、朝代更替等诸多社会、政治变化因素，上海城市人口迅速膨胀。周边江、浙等地的诸多印人也纷纷迁居沪渎，以求谋生，寻觅发展机会。外埠与本邑印人经过长期交织融合，形成了有规模的海派印人群体，共同携手，创造出辉煌的“海派篆刻”艺术。
海派印人生活多跨越若干朝代，每位印人的分期归类除参考生卒年外，其在上海活动年份和篆刻艺术风格成熟期，以及在海派印坛的影响力等也作为重要依据。笔者暂将近现代海派篆刻艺术分为：晚清期（1843~1911年）、民国前期（1912~1927年）、民国后期（1928~1949年）、建国至文革前（1949~1966年）、文革至今（1967~2005年）五个发展阶段。
（一）晚清期的海派篆刻（1843~1911年）
上海开埠后第一次人口的剧增，是由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，势力向苏南、浙江扩张，江南各郡的达官世族、豪商巨贾与文人士子四处寻求避所，而上海是他们的首选之地，时局稳定后诸多艺术家，包括印人已选择在沪定居。上海作为开放的东南都会，以繁荣的经济为依托，艺术逐步商业化，使“挟艺来游，旅食沪壖”者日盛。据杨逸、高邕《海上墨林》收录，晚清“四方宾彦”中除名家钱松、胡震、徐三庚、胡钁外，流寓印人还有婺源黄海、江宁黄文翰、钱塘闵圻、闵沄、汪善浩、平湖张文楣、徐善闻、乌程董熊、宁波凌惟一、秀水张熊、吴门徐涛、吴县祝凤翥、常熟卫铸生、海宁陆宗榦、归安施石墨等，虽非全豹，已是俊彦云集。而上海本邑篆刻艺术，自“云间派”张智锡、王睿章、王玉如、鞠履厚和娄县徐年、冯承辉等诸贤以来，继起者益众。《海上墨林》存乡邦印人有：蒋揆、蒋节、陈守之、夏鼎、钮如林、金熙、张兴芝、张之树、沈源、李尚暲、孙逢吉、李秉璋等十余位，另据叶铭《广印人传》、韩天衡《中国篆刻大辞典》等专著所载，嘉道以后的沪上印人尚有：松江沈铦、沈拱宸、徐起、夏龙、火惟德、何屿；金山范骏烈、卢宝熙、张昌甲、程兼善；宝山钱书城；上海潘玙璠、徐基德、宋贞；嘉定程祖庆、崇明童晏等，可谓英髦辈出。
海上印人以松江诸县为多，道咸前后篆刻创作多“远摹秦汉，近嗣冯（承辉）、徐（年）衣钵”，创意稍逊，风头正健的皖、浙印风对海上印坛影响也甚微。乡邦印人虽众，但除蒋节（图1）、火惟德、徐基德（图2）、张昌甲（图3）、张定（图4）、童晏（图5）印作、谱录偶见外，其他诸子手刻罕觏，也未享盛名。开埠后随着上海城市商业中心由松江府向市区邑庙、租界一带转移，本邦与外埠印人在城厢聚集、交融，形成了初期的海派印人群体,其中流寓沪上的印人以浙籍最早最盛，如传世品中：董熊于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所篆“瑚卿”（图6），与其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刻的“上元孙文川澂之收藏书画印”，边款明确记录作于“申江”。同年（1858年）七月，徐三庚作“嘉兴徐荣宙近泉”（图7）、“字光甫行九”朱白对章，谓“客春申浦姚氏之亸花庵拟此”。钱松于是年十月至十二月寓沪上，并为徐有常、吴炽昌、严荄（图8）等友朋精心镌印十余钮。同治初年（1862年），胡震自制“胡鼻山人同治大善以后所书”（图9）、“富春大岭长”，款署“侨寓上海”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钱塘陈雷作“钝斋”（图10），也勒“作于海上”……上述印人中钱松为西泠巨子，对近代篆刻影响深远；徐三庚早岁师法陈鸿寿、赵之琛，功力深厚；胡震、董熊、陈雷也宗浙派，成绩卓著。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最擅长的浙派印风带入上海，迎合了寄居沪滨的江南士绅与书画家、鉴赏家对简古朴茂、自然浑融的浙派风格执著的偏爱，对当时审美趣味相对滞后的上海本埠印坛，无疑吹来一股清新的“西泠之风”。
早期海派篆刻创作可能还停留在印人抒心寄怀、寓公鉴家玩赏风雅的状态，如钱松、胡震等，但在沪上长期居住，严酷的“居大不易”生存环境，使印人不得不培养市场意识，考虑如何使篆刻作品商品化，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新兴市民阶层，印章的实用性与市井化的审美取向必然左右印人的艺术创作，在适应受主口味和自由发挥中，印人不得已选择前者，将印风作自我更新，徐三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考查徐三庚自咸丰中期至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之萍踪，可知其至少在沪上度过二十余载。徐三庚熔浙、皖为一炉，并为张熊、蒲华、任颐、任薰、虚谷、黄山寿等海派书画大家创作了诸多优秀的篆刻作品，名播海内外，但其也遗存部分为后人垢病的市井媚俗之品，实属无奈。
吴昌硕自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29岁时随友人金俯将至沪上，得识画家高邕。越年（1873年）曾刻“苍石”（图11），为其寓沪较早作品。因艺术风貌尚未成型，未被市场认可。直至光绪前期，吴昌硕为画坛前辈张熊及任伯年、高邕篆印，风格日趋成熟，才逐渐被人接受。光绪间吴昌硕往返于沪渎、姑苏间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初冬曾移居吴淞，另传其曾在松江江南提督署做过幕僚，但皆远离城厢，生计维艰，艺涯未隆。光绪廿三年（1897年）至辛亥（1911年）间，吴昌硕多寓苏州，蜇伏待发。
晚清海派印人销售作品除通过书画会、乡籍会馆推广外，另两大途径就是在各大笺扇庄悬例挂单，和以《申报》为媒体刊登润格鬻印。从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至清末，有印人李映伯、曾孏萍、李澹平、唐芝九、黄文翰、张菊庄、袁杏升、顾七芗、徐吉人、闾邱子林、徐鄂、夏龙、李未楼、陈剑石、钱庚、范友石、朱志复、傅缦漱、张问原、方镐等在《申报》刊有笔润，其中不少印人虽名不见经传，却以润资助赈，诚可佩。
晚清海派印人印谱辑录也层出不穷，本邑传世的有火惟德《聊且居印赏》（1848年）、徐基德《望杏花馆印草》（1867年）、张昌甲《印林从新》（1880年）、张定《卷石阿印草》（1885年）等，另有何屿《何子万印谱》、文石《石隐山房印草》、沈铦《阿兰那馆印草》、范骏烈《允迪居印谱》，卢宝熙《抱真书屋印稿》、萧缙《宜轩印存》等，惜今均不易获见。自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吴隐和丁仁、叶铭、王禔于杭州孤山创立“西泠印社”后，吴隐也于沪上开设同名印社，发行印学书籍与印泥，至清末易代前共辑有《吴让之印存》、《钱叔盖胡鼻山两家印辑》等原拓本数十种，可谓嘉惠印林。清末狄楚青于沪上福州路创办“有正书局”，石印诸名家印谱，为普及、弘扬印学，贡献卓越。晚清海派印坛是以徐三庚为首的名家时代，作手如云，风格异彩纷呈，他们为海派篆刻在民国间全面繁荣发展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张炜羽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