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的书法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他晚年的狂草，气势雄健，如洪波巨澜，行笔自由，若风卷云舒。毛泽东没有留下什么关于书法的论著，作书于他，正若黄道周曾云“学问外第七、八乘事”。但这“余事之余事”也被他做到极致。毛书狂而不怪，纵而有驭，横空出世又非来影无踪，可以说：在性情驰纵间没有脱离传统规范。毛书是有师承的。
如果要从古典大家中寻找师承，毛泽东的草书应该最接近怀素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，毛泽东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，向其赠送的礼品就有怀素的墨迹印本。日本人对书法艺术的热爱甚至不亚于中国人，而日本的书法是由中国传入的。中国书圣王羲之生长的年代，东晋朝廷偏安江南，战祸连年，对外交往远不如以后的李唐王朝。中国书法之传入日本，即从唐朝开始，也以唐朝为最盛。怀素的草书是唐代书法的一座高峰。经历了几十年书法潜研的毛泽东，晚年风格接近于怀素。向日本朋友赠送怀素书翰，显然也有告喻彼邦人士学习书法当“取法乎上”的意味。当其时，中国正在逐渐走出闭关锁国的环境，对外关系的开拓，最被说道的是“乒乓外交”，同时，应该还有“书法外交”。
        毛泽东书法风格的形成，经历过怎样的衍变过程，现在还缺乏深入的研究。从可以见到的毛泽东墨迹观察，其草书，特别是大草，主要产生在1960年代以后。这一时期，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，时间相对充裕，书写条件也较以前优越，沉潜于传统典籍的同时，也寄情于翰墨挥洒。自己的大量诗词与喜爱的古典诗词，成为书写的主要内容，技法的趋于成熟，浏览的宽泛随意，性情的自由奔放，结合在一起，最终使毛书风格走向统一。而在此之前，毛泽东的大量墨迹是题词和著作，从延安时期到1950年代末，其书体主要为行书，接受古人影响甚为庞杂。行草可见苏东坡的痕迹，而行楷则可以发现翁同龢的影子。
        毛泽东早年的书法是什么样子？1966年10月，我第一次到北京，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，清楚记得展品中有一件毛泽东写给新民学会同人罗学瓒的明信片。字写得很密，是十分工整的魏碑体楷书。20世纪初的书法风气，由于康有为的提倡，魏碑之风靡，几乎到了“无碑不成书”的地步。青年毛泽东显然也受到了影响。
        除却对传统书法的揣摩学习之外，毛泽东受过当代书家的什么影响？毛泽东的几位受业老师均不以书名。很受他尊重的章士钊曾与谈书，倒是提起其弟子高二适书法很推崇“我公”。据说毛泽东很赞赏谢无量的书法，但在可见墨迹里，很难发现毛书与谢书的相似处。谢书纯为行意，字间甚少连属，且用笔尚实，与毛书之大起大阂完全异趣。20世纪最著名的书法家应该是于右任。于右任的书法是否对毛泽东产生过影响？毛泽东对于右任是尊重的，重庆的共产党机关报“新华日报”的报头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没有题写，而是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。这里面除却政治因素，显然也有书法方面的推仰。毛泽东一生，与于右任相处起码有两次。重庆谈判时，政务繁忙，谈及书法诗词时间也不多。还有一次，是1925年，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，于右任出任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校长，同时指导国民党上海党部的工作，而这时候，毛泽东也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参加了上海党部工作。据曾经做过国民党“中央日报”副总编的老报人陆铿回忆：于右任曾经在重庆向他谈起和毛泽东在上海共事时的情形，于右任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创建者，又是国民党里最具才情的诗人，这些方面，与毛泽东都有很多话好谈。另外，就是谈书法了。那时候的于右任，书法已经饶具影响，用陆铿的话来说，就是毛泽东向于右任请教书法，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事情。如果从早年寝馈魏碑而最终还是归于“二王”一路草书的路子来比较，于右任和毛泽东的书法途径有相似之处，只是，于右任终其一生追求的是碑帖结合，他的草书形态最终还是行草，而毛泽东晚年则进入狂草。在中国古代草书大家里，张芝、二王都是短篇，法度精严而纵逸尚未臻极。后世若徐渭、祝允明纵逸极矣，入狂涉怪。比较之间，还是怀素之草，执端用中，最合狂狷之道。毛泽东书法，不似当世任何人，于古贤取法乎上，因得其成就。